成本降下来 效率提上去（现场评论）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这没有错。

试图控制跨境资本流动的努力从来都收效甚微。但事实上，中国早在20多年前已经放开了外国直接投资，自那以后也已松绑了大部分资本账户。

在人民银行自1998年以来修改了42次之后，该比率目前比美国大型银行高一倍。在本世纪初那几年，投机者赌人民币升值，在2004-2006年间又押注资产价格升值，导致短期资本开始流入中国。粗看之下，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正确。即便如此，虽然中国将放弃其汇率管制以提升货币自主性的预测，在过去十年内都被证伪，但这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此外，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强制购买央行票据，严重挤压了商业银行利润空间，该情况在利率管制放松之后还将进一步恶化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及经济发展质量等重要问题，是关于效率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税收快速上升，中国一次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收入比重稳步上升。但这种模式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制度基础和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对应单一的目标是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面改革与全面调整就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

四要一方面在结构性趋势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另一方面在短期大幅度波动面前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六要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如果经济回落的核心因素是结构性的，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供给逆转等因素引起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导致的，那么简单采取逆周期的调整方法不仅不能防止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反而会成为经济波动和经济扭曲的新源泉。按照凯恩斯主义教条，只要经济下滑，最好的方法就是启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的刺激。

这种判断之所以成立，不仅仅在于世界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步入了新常态，更在于中国经济近期出现的几大典型事实的佐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的过程中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同时就业水平却没有出现恶化，这一典型事实证明了中国GDP回落并非短期周期波动的产物，而是阶段性潜在GDP增速回落的产物。新结构改革理论表明，在一个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区分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

四是在微观领域持续出现融资难贷款难和融资期限错配等问题的同时，金融领域的宏观流动性却持续攀升。三是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较高的增速，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发生变异。这个共识使很多学者采取了拿来主义，将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提供的结构性改革药方教条化，把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中的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和快速宏观平衡转化为中国版的快速去国有化快速去管制化和不刺激，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抛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刺激政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方式和手段来重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完全抛弃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七要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

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过程，因此中国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很多学者却将这个逻辑极端化，把中国经济下滑完全归结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之上，主张通过不刺激的无为而治来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避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捣乱之手。三要在结构性改革中超越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教条，在强化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同时，强化转型秩序的重要性。但在新常态下，由于结构性问题不仅融合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同时也大量侵蚀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在这种大改革时期，传统工具的重构和创新将是经济运行的重要保证。

本轮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宏观政策理论创新，就是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因此，在大过渡期必须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

因为结构性问题引起的潜在增速的趋势性下滑需要启动结构性改革政策，通过制度调整、结构优化、要素重构来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二是在外贸增速和贸易顺差增速大幅度回落过程中，制造业和贸易品出现萧条，但服务业与非贸易品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一典型事实证明在外部不平衡逆转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

如何驾驭这种新常态，不仅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框架，同时也要求我们超越发达国家流行的后危机治理理论和政策框架。二要超越新古典主义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底线管理、微调与预调，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现在我们钢铁的生产能力达到9亿多吨，去年只生产了7亿多吨，大量的人力放空，水泥的生产能力也放空，如果把高铁的项目搞上去，我们的钢厂、水泥厂就可以提高开工率，这样就会使用大量的工人，大家发了工资就可以买东西，市场也就活起来了。因此要把加大对高铁和轨道交通的投入作为当前我们扩内需的一个战略重点。

现在面临的困难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相比要好得多，没有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可以在鼓励环保投资上、鼓励民间投资上放开手脚，引导民间投资的增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政府要把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作为一个重要的职能，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通过竞争来压低货币、资金这种商品的价格，我们才能够放开利率。现在住宅建设的建筑安装成本1平方米最多2000元就够了，主要是地价太高，政府少收点土地的转让收入，为2亿多农民工提供廉租房，这样建筑业就可以活起来了。

所以要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股份制的各类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增加金融的主体使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由现在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通过发展环保市场，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要以治理PM2.5作为杠杆撬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稳增长?我想最紧迫的可能是要做好以下几件既能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又能为稳增长做出贡献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般的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已经严重供过于求，但是公共产品仍然是供给不足，处于短缺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这些公共产品现在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满足不了广大老百姓改善生活的要求。现在我们的留守儿童有2000多万，流浪儿童有3000多万，家庭两地分居对孩子的成长、对他们心灵的影响都是很负面的。中国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

而这次我们要把高速铁路建设作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高铁欠了2万亿元债务，其实这在整个铁路资产里只是一个小数目。高铁在快速建设，债务率必然比较高。

另外，幼儿园、学校要扩大建设规模，让农民工把他们的孩子接到城里来，在城里能够上幼儿园、能够享受基础教育，让他们能够团聚。第四，要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契机，加快城市化进程。

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困难，当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通货膨胀上升，但国家计委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16条，以后这16 条演变成鼓励民间投资的前36条。一是要把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有了竞争主体对高利率形成一种制衡的作用，就可以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让它法制化、规范化，然后通过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防范风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用市场机制化解风险，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放开利率。我们要加大对高铁的投入，特别应该把城际高铁作为重点，这块的投入不会有问题，而且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近期又能拉动经济的增长。目前中国提出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享受到市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包括为他们提供廉租房。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进入 郑新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

现在民间资金非常充裕，中国政府去年出台了42个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细则，要抓紧落实这些实施细则，为民间资金进入各个领域包括垄断性行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进入环保产业提供方便和支持。2亿多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在城里过得非常尴尬。

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扩大内需主要是以高速公路的建设为标志，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我们高速公路基本上形成了网络。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的金融改革有点乱套。

银行的表外业务迅速增加，资金从表内转到表外，利率一下子翻一番，大家都追逐高利率，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回到过去以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快速增长的老路上去，必须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